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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一高老师自述:百年沧桑广益情
点击:364 评论:0 2017年4月6日 8:25 作者: 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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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蹉跎岁月的留存宽慰,对我不无教益。值此95岁高龄之际,重拾久闲之笔,写下渐渐远去的往事,献给我深深爱着的广益中学。

 

      大巴山里的读书郎

 

    我于1923年元月出生在位于大巴山南麓的四川省开江县一户农民家庭。母亲生了四个子女,我是长子。家里世代务农,至父亲一代,仅薄田数亩,极其艰难地维持一家八口(祖父母、父母、四个孩子)生计,常以瓜菜充饥亦难熬至秋收。无奈之时,只好告贷亲友,秋后高利贷返还,家境窘迫如此,仍艰难地供我读书。

    我的小学和其他孩子一样,是在家乡的村子里上的,在童趣戏玩中稀里糊涂就小学毕业了。初中阶段,我尤其喜爱数学课,每每沉浸在冥思遐想中,仿佛神游天外。慢慢地,我对数学渐有开窍之悟,解题越来越顺手。后来,我被同学们尊为"数学大王"……

    初中毕业,我年仅15岁。由于年幼,无社会关系,求学无门,父母让我挣钱补贴家用。适逢绥定联中附设简师招生(免伙食费),笔试合格后,由县长面试。见我最小,问我为何不上高中、读大学而考师范?是不是麻脚放风筝,起翘不高?答曰:家贫不济!看我牙齿深黄,问:怎么不用牙膏漱口?答曰:无钱买,就告诉我以盐代之。不知是因怜悯之心,或是我成绩过关,终于幸运地被录取。父母大喜,认为再苦一年,即可毕业挣钱。当时我却高兴不起来,甚至感到自卑。隐忧的是出生贫寒,父母无力供我念高中、读大学。悲戚之余我又自我宽慰,若不是我从小聪明好学,深得父母喜爱,引得乡邻羡慕,可能连小学、初中也上不了。

    然而,念师范也要用钱,如买书,制校服等。家里倾全力保我一人,弟妹才十二三岁,被迫失学,以纺纱织布来供家用及我的读书零用。他们连初小都未读完,就辍学当了童工。

    就读简师一年,是在日机轰炸中度过的。日机轮番疲劳轰炸,夜以继日,饥寒交迫,欲睡不能。有宁愿被炸死者,也不愿再跑,我们这些学子与日寇真有不共戴天之仇。

    毕业后,我被介绍到开江县民众教育馆任馆员,负责管理图书,编写壁报,教识字班。馆内工作大半年,幸遇馆长是我小学老师,其他两名科员系挂名领工资,到处兼职,工资比我多两三倍,心甚不平。奈何人家有权,有背景,我只有兢兢业业工作,以保饭碗。我的微薄工资,悉数上交父母,连吃饭也是在家,父母说添人添筷子,可以省钱。

    民众教育馆工作无寒暑假,干了半年,馆长易人。我亦厌倦这一工作,经亲友介绍至城关西分小学,这里离家近,吃饭上班方便。临近开学,我未被续聘,流离街头,恰遇简师同学,介绍到达县太家乡教书,工资仅糊口而已,无钱接济家用。后瞒着父母,与同学一道赴达县考上省达中,时间是1941年暑期。

    为避日机轰炸,省达中迁址达县檀木场,距开江35里。父亲在满姨家(幺姨)借了两石黄谷交学费,约定秋后还三石。高中三年是我家最困难的日子,弟妹为了我的学费,被父亲逼着三天两匹布地赶,母亲忙着倒线以供织布。春耕时父亲又忙于车水、犁田。一家上下忙忙碌碌,个个瘦骨如柴。我周末回家目睹此状,不觉心酸落泪,发誓学习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立志从我这一辈起步,要变农耕之家为书香之家,改变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状况。

    高中三年无寒暑、无稍懈,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放在学习上,连春节也不例外。苍天不负有心人,1944年高中毕业,同时考取上海交大和同济大学两所名牌大学。

    考上大学喜忧交织,虽然两所大学皆提供甲等助学金,免伙食费,但是从开江到重庆(抗战期间两所大学迁址重庆)的路费,学习书籍及零用都得花钱,这可苦了父亲。此时,师生为我庆贺,亲友登门道喜,我却再次忧心忡忡,独陷迷茫。经家族亲友协商,一家出一石黄谷,为我凑足路费学杂费。还来不及喘口气,暑期我又被毒虫叮咬,开始“打摆子”,先冷后热,由隔天一次到一天一次。父亲请了不少名医,均无能为力。学校开学之际,我抱病到了万县,亲友见我瘦弱的身子,力劝我回家休养。遂向学校告假一月,返回老家。殊不知病情依旧,毫无转机,身体与经济皆不允许我按期返回校园。我别无选择地休学在家,静待半年。本欲重起炉灶,再考大学,孰料此念终因家贫,且抗战胜利后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均迁回上海,未遂夙愿,至于终生遗憾。每念此事,追悔莫及!

 

村小讲台雏鸟初啼

 

    在家半年,病体初愈,我重整旗鼓复习功课,不敢懈怠。除加深学习中学各科知识外,还自学了一些大学数理化课程。1945年,我的同班同学邓迂顺在自己家乡宣汉王家乡任小学校长,邀我作教导主任顺便帮助他复习功课。半年后,邓考上大学辞去校长,我亦回家任教。

    由于在学校读书时,本班及低年级同学常找我当辅导老师,特别是我考上交大、同济后名声在学校及家乡早已传开,不少富家子女邀我去做家庭教师。

    1945年下学期,我回到家乡任教小学。1946年上学期在开江城关中心小学北小任教。我教六年级语文、算术、自然包班。当年全班40名学生以特优成绩全部升入开江中学,开江中学录取的前十几名学生皆出自我班。在暑期小学教师培训学习时,我的语文、算术成绩双双名列第一,一时名震县城。这时已经不是我找工作,而是各重点学校争相聘我,以为学校增光、增荣誉。1946年下学期城关二校(南校与西校)聘我为西校班主任保毕业班,下学期毕业班在南校,又调到南校保毕业班。我的志向并不仅限于小教,且认为初中完全可以胜任。

 

     艰难跋涉风波起

 

    一个偶然的机遇,我在重庆教书的亲戚来信,介绍我到巴县蔡家乡乐一中学教书。我旋即整理行装,辞别家乡前往重庆,开始了中学教学生涯。

    刚开始教初中数学、化学。我虽初来乍到,但驾轻就熟。半年期满,由于校长易人,遂去沙坪坝另谋工作。亲友萧世奎在新桥适存高商教数学,他为我东奔西跑。时遇秀山中学、师范来渝招聘教师,适存高商教师金礼文的爱人是秀山人,在地下党刘沛丰(秀山人)、庸育珪(黔江人)的介绍下,我与地下党员罗广斌(《红岩》作者,当时化名罗腿之)、姚傑(化名姚文钰)、陈家骏(化名陈敏之)和徐介伯等十余人乘木船逆乌江上彭水,坐木炭车,全程十天,历尽艰辛到达秀山。所谓养儿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遭。一路上大家情同手足,同舟共济,应了前世有缘。

    秀山山清水秀,地处沅江上游,乃湖南入川的门户。当地人多穿湖南青布衫,日食两餐。学生朴实诚恳,十分尊师,特别是尊敬外地教师。这批外地教师大多业务水平高,教学方法好,每日任课一席半(每日24节课)。因外地教师工资大大高于本地教师,引发本地教师要求同地同酬风波。他们攻击陈家骏系冒牌金女大毕业。闹翻后,秀山中学的外地教师一齐罢教。由于秀山中学学生全站在外地教师一边,同情外地教师,一周左右,由秀山县长、教育局长出面调解,保证外地教师待遇不变,说服本地教师为地方教育服务,恢复了上课。

    秀山吃两餐的民俗,外地教师不习惯,早晚仍加餐,或谓一天四餐。我们外地教师常在附近坐茶馆,打桥牌。或在秀山师范附近沅江上的桥楼品茶,欣赏沅江的清澈急流。饿了就去常山饭店小吃,轮流请客。当时物价飞涨,都不愿寄钱回家,寄回家耗时十来天,多已贬值殆尽了。我们工资每月黄谷四石八斗,卖点用点,外加部分薪水,吃饭不要钱。从秀山回重庆也不敢带钱(贬值太快),一般带点土特产。我与张国万是去乡下买水银带回重庆卖,这样才保值。

    1948年暑期,县文职县长换成武官(解放战争的原因),我主要任教秀山师范,兼秀山中学高中班数学,罗广斌任教秀中化学。虽经秀师校长、学生会主席一再挽留,秀山中学教导主任庸育珪(地下党员)仍将外地教师十余人悉数送回重庆,由秀山包车至彭水,彭水乘木船至涪陵。时序夏季,洪水送舟,仅半天即至涪陵(上水木船走了6天)河中水急,险遭覆船,大难不死,全靠上苍保佑。

     结识地下党罗广斌

   我因接重庆南山中学之聘,与音、美教师张国万一道来到黄桷垭。徐介伯(解放前任湖北麻城县县长)到了溉澜溪中旺中学,姚傑任教江北诚善中学,罗广斌去成都方向,庸育珪去向不明,解放后任涪陵专属文教局长,后调四川省教育厅任中教处长。

    罗广斌去成都,我还借给他二十元作路费,后失去联系。至解放后在渝女师(现在二十九中)办血衣展,方知他和罗广文是同父异母兄弟,《红岩》的著名作家。

    罗广斌是一个矮个子,我们都叫他罗腿子,他叫我“涂一点点高”。其人善打桥牌、喜欢篮球、乒乓球、亦会游泳。我们乘船逆乌江而上中遇险滩,是他跳下水将船拉住,避免了险情,当时船夫由涪陵出发,走乌江要祭水神,说话有忌讳,筷子要叫蒿竿,倒水要说倾水等等。船头放一只大红公鸡,到险滩边祭水神。这虽然是迷信,但说明乌江之险要。乌江水流湍急,是一条如墨般浓的险江,翻船是常有的事。有人以诗形容“世人都道乌江险,暗伏滩礁浪势平”,不为工作,不为生活,谁愿走乌江?

    川湘公路弯多路险,个别路段车祸频发,有的司机途中要去祭其师傅。记得一次过小桥,我们晕车的三人坐在汽车前头,用大麻绳缠住腰部,车厢里正在唱肚子饿了,要吃饭,要吃饭,随便弄点小菜,随便弄点小菜,鸡蛋汤,鸡蛋汤。是仿打到列强,打到列强改编的。沿途到处是悬崖峭壁,木炭车险些翻在小沟里,车里人哪里知道,差点乐极生悲。从重庆到秀山,我们整整走了十天,现在回味虽苦乃甜,终生难忘。

    1948年暑期,住南山中学时,常与南山中学历史老师蔡之时(地下党),美、劳教师徐叔于及音、美教师张国万等一道游真武山,爬凉风垭,登文峰塔,倦了坐茶馆吃于五味或进餐馆。蔡很健谈,谈及解放战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如长春被围,陈毅、陈赓英勇善战,林彪部队装备好,刘伯承有独眼诸葛之称等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十分兴致,料定腐败国民党迟早会被打垮,但什么时候垮,还是未知数。

 

我身边的共产党人

 

    1948年,华蓥山起义后,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华蓥山游击队)第七支队副政委李吉光奉七支队政委刘石泉之命,来到重庆,欲突击发展一批赤色群众或组织已经暴露的地下党员充实第七支队力量。

    李吉光转移重庆后,当得知武装起义失败,山上的队伍决定撤下山来。负责与山上联系的第二军事交通站已被破坏,决定派临时支部一名委员陶昌宜到川黔边界,发动群众再次武装起义。同时,把在渝的同志组织起来配合地下党的斗争。这个临时支部(后扩大为总支)的党员,一部分是原留渝的同志,少部分是起义地区失败后撤下来经审查无问题的同志。老党员由支委刘德修、陶昌宜分别联系,李吉光负责发展新党员,我就是在这个时期由他发展的新党员之一。

    19489月新学年开学后,我们南山中学(校址在南岸黄桷垭现在的省中药研究所)来了一位新生物老师李明傑(李光吉的化名)。在一次校务委员会上,他对私立南山中学的若干不合理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的仗义执言,使我十分敬佩。他在学校很少接近其他教师,而在教学上颇受学生欢迎。

 

  追求进步加入共产党

 

    由于我敬佩李吉光的人品,很乐意接近他,他也常邀我外出散步。接触中,他给我讲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是剥削压迫,解放区如何如何好,以及要为大多数人服务,要与学生半师半友等很多革命道理。我想他可能是地下党,但又不能完全肯定。

    当他对我全面考察后,叫我写了一份自传交给他。1949年春节前夕,他约我进城到现在的建设公寓包了一个单人房间。我们抵足而卧,他叫我口述事先写好的自传,并领我进行入党宣誓。他说,经组织决定,从今天起,你就是正式党员了。并讲了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敌人严刑拷打,决不能出卖同志,要严守秘密,如遇非常情况,要马上转移,连爱人也不要急于告知。要作好不测准备,临危要先烧毁党的文件、书籍。又说,你在南山中学未暴露,以后还可掩护同志。他交给我两个同志,一个是陈静(陈东玲),我可认作表姐;一个是大厦中学小罗(罗新)是个穷苦学生,要我多多关心、帮助他。

    李吉光曾在黄桷垭大厦中学兼课。小罗系外围,于是小罗也就成为我们书信来往的联络人。小罗曾给我带来了一些毛主席著作手抄本,如《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封面是历史笔记,并嘱咐看后烧毁。小罗解放后参加了四野部队,再后来李吉光到长寿参加党史资料会时,李带小罗到我家,才知小罗名字叫罗新,任过江北区委宣传部长及《党员文摘》编辑等职。此时小罗已长成一个大个子,如不是李吉光介绍,我们几乎见面都不相识。言谈中,我说当时恢复组织关系时,还差一证人,小罗说我可以作证。

我的入党证人只有李吉光和王先臣二人,还差一人,还是在合川找到已故的蔡铁燄的档案中查到李吉光曾在他离开重庆后,将我交于蔡铁燄领导,我曾给蔡送过信。

    王先臣曾多次给我送过李吉光的书信,但我们也不很熟悉。1962年前后,在我列席巴人大会上,王拍我一下说,老涂,还认得我不?我说,“记不起了”。王说,“我曾给你送过老李的信呢!你当时穿一件长袍是吗?”我猛然想起,王原来就是地下党同志,王当时系南岸区文教局长,于是我们情好日密,常相往来,亲如兄弟。

    陈东玲(化名陈静)在原中央公园内一所托儿所工作,李吉光多次叫我给他送过信。她瘦削身材,恬静大方,颇有风姿,解放后任重庆南岸区妇联主任。李吉光将她交出去(不由李直接领导),解放后即恢复了组织关系。李曾向我说如果陈静暴露,来你处可以认作表妹。李吉光遭解聘后一时无工作,恰逢原南山中学同事蔡之时(地下党员)在贵州赤水省中任教导主任,邀我去教数学,并寄来数份聘书,嘱我代聘部分教师去赤水任教。我教的高三、高二学生得知我要去赤水的消息后,要求学校千万要留住我。因当时不易找到好的高中数学教师,学校仍以优厚的条件提前下了聘书,于是我留下来,介绍李吉光去赤水,但蔡之时要我去才同意聘李吉光,因此李也未去成。

 

心智的考验

 

在学校我们是不谈党的工作的,大约一个月聚会一次,一般三至五人。常约在望龙门缆车站附近的一德茶馆或文峰山上,与会者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住在何处,唯李吉光一人知道。内容多为谈论解放战争形势和工作汇报,即如何展开工作,如何发展对象,如何隐蔽,切忌暴露等等。我说南山中学、小学可能还有某某也像地下党同志。李说,大家心照不宣,不能发生横向联系,南山中学有几个学生很进步,我去做好工作再交给你。你未暴露,可以掩护一些同志,男的称表兄弟,女的叫表姊妹。给我送信的除小罗(罗新)外,还有王先臣。人的面貌、穿什么衣服都事先说好了的,如果寄信,信封上作++记号。内容多暗语,如需马上转移,家属也只事后告知。

    一天,李吉光带我到原西来寺一私人小澡堂,说老板叫陈瀛州,是他同乡,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我们失掉联系后,在此找即知。又说起白色恐怖严重,他曾被特务跟踪几次,都甩掉了。你千万注意隐蔽,先找好退路,万一出事,先离开,后告诉家人。即使被捕,千万不能出卖同志,这是纪律。

他与我共同分析了当时南山中学师生中的左、中、右情况。再次要求对学校其他地下组织成员,要心照不宣。对进步师生由他出面做好工作交给我,以免我暴露。又说,我们有工作的同志,每月以三分之一左右的工资交党费,帮助没有工作的同志。他说:“我暴露过,曾有特务跟踪,我万一被捕,你可与蔡铁联系”。

    一个星期日,李吉光去九龙坡做一个女学生彭某的工作,这个学生发现他有共产党嫌疑,向校方反映了,这年寒假校方借故解聘了李吉光。

 

“四·二一”学生运动

 

    1949年上学期,李吉光被迫离开南山中学后,行踪不定。但我们仍常联系,为了保密,我不便问他住在何处。解放后方知他在黄桷垭山下茶亭保校(今南岸区十四小学),顶其他一个同学的名代课,只吃饭不拿工资。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神速,敌占区的民主运动蓬勃兴起。李吉光说,南京市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高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这是缓兵之计,实际上权力仍在老蒋手中。现在学生运动蔓延重庆,我们应当积极配合。

    1949420日前后,沙坪坝南开中学、市一中等学校的数百学生到南岸串联。他们通过各学校学生自治会,走一个学校,联络一个学校,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当时黄桷垭地区的广益中学、南山中学等,一贯控制十分严格,男女师生几乎不准越“雷池”一步。这支浩浩荡荡的秧歌队,一路上又唱又跳,又喊口号。他们在操场坝,男男女女手拉手,遇到学生圈住学生,遇见老师圈住老师。如果你不跑开的话,谁都会被圈进去扭秧歌、唱进步歌曲、喊口号,如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好地方、兄妹开荒等等。大家边唱边扭,边高呼蒋介石王八蛋、李宗仁蔫杂皮,看到看到就要垮,就要垮呀!就要垮!学校当局不敢妄加阻止,这支大军走到哪个学校,就打哪个学校的“秋风”。学校还得热情招待,视为上宾,办最好的伙食,免费就餐。晚饭后黄桷垭地区的学生聚集在广益大礼堂,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各校的啦啦队,你啦我唱,台上文艺节目此起彼伏,一如事先准备好的一样,谁也不示弱。啦啦队最活跃的要算广益和南山,这中间都有一些教师当参谋。当时我们南山中学啦啦队,有张国万、徐叔于和我及一位李老师混夹在学生之中出谋划策。其热情之高,实为平生罕见。

当晚,联欢会后,越来越壮大的学生秧歌队,又从黄桷垭经清水溪、玄坛庙,一路扭到弹子石地区的文德、精益中学(现合并为十一中),连绵兴未减,其时夜已深,纵情狂欢,数日不绝。

 “四·二一”学生运动后的一天早饭时,南山中学教务主任林桂海(人称“鬼老头” ,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在餐桌上放出空气,说广益有好几个共产党,我们学校也有三个,他边说边察言观色。我因未暴露,镇定自若。不几天听说广益中学有教师被捕,有教师暗中出走,南山小学一女教师也不见了。南山中学音美教师张国万,学校以业务水平差为名解聘,后回宜宾教书。广益中学的朱邑清(地下党),解放后任川东行署教育厅厅长,后任西师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暑期据说广益开除一、二百学生,南山中学学生本来就少,未开除学生,只解聘了数名教师。后来听说广益教师余舜臣被捕,朱清转移。解放后我才知道朱清、项杨惠是地下党。

 

震惊全国的“九·二”火灾

 

    194992日下午5点左右,人传市中区起大火,我们到黄桷垭街口上的老君坡隔岸观火。但见火光熊熊,火柱高数十丈。到第二天早上还在燃烧,我与张国万一道去小什字看现场,听市民说死伤近万人。嘉陵江边木船烧了不少,被烧大街小巷三十余条。幸好有川盐银行等数座高楼阻挡火势进一步蔓延,未酿成更大灾害。据说火灾时自来水停水也是另有原委。

    南山中学教务主任林桂海诬蔑是共产党放的火,要火烧山城,共产党不顾百姓死活等等,散布共产党共产共妻,他家乡山东斗地主用棍棒打头等谣言,说得共产党一无是处。部分教师将信将疑,思想混乱。有的群众不明真相,惶恐不安,虽然对蒋介石失去信心,但对共产党也有戒备心理。我将情况向李吉光汇报后,李说:你想想,眼见重庆即将解放,共产党会放火吗?是蒋介石来重庆视察,想以重庆为根据地,但见重庆满街商业广告,毫无反共气氛,为造舆论火烧山城,加害共产党,并借此抓捕地下党,一石二鸟。我的联系人一医生被捕,还抓了一烟毒贩作为共产党纵火犯枪毙。现在白色恐怖严重,陈静(陈东玲)可能来你处,你叫她表姐,我走后你就与蔡铁燄联系(蔡系法院法官),他住中山三路,着一身西装,身材魁梧。其后我曾数次去他处。

不久,黄桷垭(现在煤店处)深夜起火,其他地方也先后发生放火事件。人心更加惶惶,害怕“九·二”火灾重演,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城区有人开始疏散细软金银等财产。

黄桷垭起火的第二天,市长杨森到黄桷垭视察火灾现场。不久逮捕了正街常山饭店老板,此人可能是地下党,以饭馆为掩护。在我们的接触中感觉他温文尔雅,颇有知识,对人热情、服务周到,吃饭可以赊欠记账。但逮捕他的罪名是在黄桷垭放火,显然纯属捏造。

“九·二”火灾后,又在城内见到李吉光。李说,“九·二”火灾是蒋介石到重庆后,想以重庆为根据地,与解放大军抗衡下令放的火,一来煽动山城人民反共,二来以此逮捕我地下党员,我们要在群众中宣传解释。

    得知“九·二”火灾真相后,我在师生及家属中间作了一些宣传解释工作,解除了一些群众的顾虑和疑惑。但是,火烧山城、毁灭山城的谣言不断传来。李吉光告诉我们,这是国民党临逃跑前用以敲诈勒索工商界和老百姓的骗招,我们要揭穿敌人的阴谋,安定人心,要组织学生护校,保护学校财产,迎接解放。

 

亲历重庆解放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企图偏安江南。凭借长江天险,实现南北分治,然后聚集力量,借助美国,东山再起。可是美梦不长,不久南京、武汉、广州先后解放。国民党又妄想退守重庆,北据巴山,东锁夔门,以四川为据点,负隅顽抗。然其心腹大患莫过于四川地下党,素以华蓥山游击队为四川之“盲肠”,最是隐忧。

“九·二”火灾后,重庆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在南山中学师生员工及家属中,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影响,对共产党存在畏惧心理,怕残酷斗争、共产共妻;怕解放军围困重庆,断粮断水;怕两军对垒,国民党败军及流氓趁火打劫。特别是毁灭山城的谣言传四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于是,李吉光召集地下党同志开会,分析形势。李说,敌人在临死之前,要作垂死挣扎,黎明前的黑暗是暂时的,胜利已在眼前。要加倍注意隐蔽,要揭露敌人的反动宣传,要防止敌人搞破坏,组织进步师生员工护厂、护校、宣传党的政策,安定人心。我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依靠学校进步师生,在群众中谈形势、摆看法,消除了多数师生员工及家属对共产党的畏惧心理,大家积极组织起来,相互照顾,团结一致,共同护校护家,并准备了三至七天的干粮以防断炊。

19491128日,听说解放军已到涪陵,29日又听说到了南川。黄桷垭、凉风垭和文峰塔一带驻满了国民党361师及杨森内二警的部队,街上关门闭户。29日上午10点左右,开始听到稀疏的枪声从凉风垭传来。学校老弱妇幼开始按计划疏散,留下部分青壮年教工看守学校。傍晚,密集的枪声中夹杂着短促的迫击炮声,呼啸在凉风垭山头。

午夜,约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高喊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缴枪不杀,冲上了文峰塔。而后,枪声渐停,代之以不绝于耳的隆隆汽车声。次日天刚亮,解放军战士在街头告诉大家解放了,不要怕,起床了!这天,黄桷垭街上挤满了人群,缴获来的上百辆国民党军车,排成一条龙,停放在马路上。街上贴满了刘邓大军发布的告示,解放军戴着八角帽与市民特别亲热,人们看了解放军的《布告》,笑逐颜开,欢庆解放。窒息了很久的心情,得到了释放。

 

前世今生话广益

 

    1950年,广益、南山中学招生均感困难。时川东行署急需迁新址,乃以五十石米将南山中学卖了出去。南山中学教职工无工作的转入西南革大学习,愿回东北老家的发路费回家,学生愿转南开的读南开,愿上广益的上广益。

    于是南山中学不复存在。我之前与广益有过联系,经广益试教一周,被聘为高中数学教师,从此及今,我有幸成为了一名广益人。

解放前后,广益中学师资力量雄厚,待遇仅次于南开中学。当时南开中学教师月薪黄金一两,折合六十个银元;广益中学则是四十个银元,免交伙食费;而南山中学月薪仅二十个银元。一个学生学费二十个银元,当时,大概六个学生学费供一个教师一个学期的工资。教师伙食费从学生伙食费中开支,比学生伙食稍好,且不负担水电费用。当时物价飞涨,先用金元券次用银元券,再贬值就发山米。一般发工资后教师或买银元或买黄金首饰,以防贬值。市中区米亭子就是银元市场,工资发的山米需以五斗一卖,其余存放学校。

    广益中学前身是广益书院,在重庆私立学校中名列五优中学之一(即:南开、清华、广益、求精、巴蜀)。解放前,何鲁在广益教过学,杨济川教过美术(解放后曾任重庆市美协会长),吴子玲教过地理(解放后调西师教地理),赖以荘教过语文(西师一级教授)。解放后黄继珖、卢瑞之、骆永殿教过外语,此三人是四川外语学校的创办人。张子建(后调重庆师大地理系主任)教地理,赵文杰教历史,邱魁岳、高长青教生物,张浦、唐孔彰、曾罗生、伍一民等教语文均深受学生欢迎。张浦后调西师,张唐均系南充人,是张澜光先生门下,与罗瑞卿大将是同班同学,文革中有关部门曾到张澜光先生处调查罗瑞卿材料。

    广益教学质量高,蜚声中外。除了当时杨芳龄校长治学有方之外,还与广益有一大批高水平的教师分不开。我记得当时学校安排教师执勤时,有些调皮的学生说,张子建老师来查宿舍,他不说话,我们都服他。一个教师若没有本事,就是训育主任来,学生也不怕,有时会更调皮,更嚣张。

广益过去堪称贵族学校,一些达官贵人的子女,如国民党党部书记龙文治的子女龙于鲁在广益念书,还有一些大资本家、大商人的子女在广益就学,而一般贫苦学生很难缴得起高昂的学杂伙食费。广益解放前后在南岸确实是首屈一指,在重庆也享有盛名。

 

历坎坷失联组织

 

    解放后,李吉光回到华蓥山,不久调到南岸区清水溪川东党校学习。清水溪距黄桷垭甚近,他常来广益叙旧。始知他是綦江县人,李明傑系化名,他与抗战时在万师念书的江姐的爱人是同学。高中时入党,在华蓥山纵队第七支队任副政委,住双枪老太婆家,在华蓥山地区组织农民抗丁抗粮。在黑耳地区一战失败后,离开华蓥山来到重庆,经地下党组织介绍到南山中学。

他在重庆组织地下党工作,任书记,领导六十余位同志,遍及重庆各区。解放后,他在川东行署组织的地下党员学习中有三个原因致使关系未恢复:一是重庆地下党肖泽宽两次要他交出关系,他不认识肖,对方又无联络暗号,故未与之接头,清理他的关系时,肖说他闹山头,不接头;二是黑耳一战说他临阵逃脱;三是有两三个月缺证人,他的情况只有重新入党。李不服,坚持继续申诉。因他在复旦大学学统计,学习后他被调到川东行署任计委主任,享受党员待遇及供给制。当时川东行署在原南山中学办公,即现在的中药研究所,比邻广益,我们联系更加密切。

李说,他交出去的五十个同志的组织关系已悉数解决,但他本人及他未交出去的由他直接领导的六、七个人,皆因他的原因都未解决,十分歉然,嘱咐我重新申请入党。并说我的党龄不长,关系不大,以前工作可作革命工作计算。

    李在学习时嘱咐我写好自传及申请二份。一份由他代交给重庆市委组织部,一份由我自己送川东行署黄山组织部。不料李未恢复,我们也未恢复。之后,我在广益重新参加党课学习,申请入党。1950年至1951年的学习中也填写了入党申请表,但或因过去这段历史或因其他原因未被批准。然我信仰之初衷,从未动摇,愿意接受党组织的考验,积极忠诚于教育事业,争取早日回到组织的怀抱。

 

入民盟亲历反右

 

    1952,忠诚老实运动时,我正在市七中暑期升学团讲课。广益中学党支部书记知道我要求进步心切,对民盟有一定认识。在我念高中时,国民党称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当然是一个进步组织。我想,我暂时入不了党,就当一个党的尾巴吧。在民盟五中小组(支部)中,我一直任小组长,也乐于任副职。遵照民盟市委的教导,为保证学校党支部和行政的工作中心,在群众中起模范桥梁作用。民盟五中(广益中学后改为重庆五中,下同)小组,在民盟市委和学校行政中都得到好评,并撰写了“如何在学校党组织和行政的统一领导下搞民盟工作”一文,在各民盟支部及小组中介绍经验。民盟在五中威信甚高,不少教师纷纷要求入盟,一时申请入盟者近十人,当时因学校党员甚少,且入党难,所以一般愿意入盟后入党并不矛盾。

    1957年反右,民盟小组长别泽在民主党派学习中鸣放了三条,一是,民主党派成员是丘二,是防不胜防的伙计,有的文件不能看(他开行政会时党支部书记把文件关了);二是当时党支部下发了一个关于改进教学工作的意见,他认为党的方针政策通过行政贯彻,特别是关于教学工作,是教导主任的事情,他是教导主任,就不知道,这违背了毛主席有关指示精神;三是非党干部有职、有责、无权,他在有职无权上还加了“有责”二字。

    因此,五中反右开始就是揪别泽。别泽被揪,我大为骇悚,一是惊奇何故出此言?二是我是民盟小组副职,我不反党,何惧谤谗?但谁听你说呢,心里实在不安。幸好五中右派名额已满,否则难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不堪回首进牛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教师首当其冲。民盟成员被称为黑帮,有口难辩,有苦难言。但我问心无愧,相信党,相信自己。自己一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谁也没有比自己更清楚了,我既无反党之心,又无反党言行,何惧之有。 

当时最革命的“左派”逼我交出民盟历年的记录,没有查出半点反党言论。又追问,难道你们会前没有反党言论吗,你们要相互揭发,大胆怀疑,总想找点罪名。民盟成员中虽然你一张,我一张的大字报相互揭发,不过都是找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上不了反党之纲。当时我想水清石现,总有一天,会认为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还是爱党爱国的。

但我们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总有过小小污点,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我们有十余人被关进“牛棚”。天天劳动,写检查,几乎学校的清洁卫生、伙食团米、菜、煤的搬运皆由我们这些人包干。而且,三顿饭前要在学校食堂弯腰请罪,待革命师生吃完饭再去打饭,每天一张检查,实在写到没有写的又重复写,应付应付。学习改造中,我除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外,还偷偷学习英文毛著,背诵英文“老三篇”。被关时家属不能送任何衣物及食品,怕走漏风声、消息。

    最恼火的是每揪出一个“坏人”,总得陪斗,搞的腰酸背痛,四肢无力。有时还会遭学生搜腰包,拳打脚踢。记得李善群(旧社会当过法官)就被打得鼻出血。我们被关在原女生宿舍图书室楼下一间小屋子里,真是写不完的检查,心想早日落实政策,得到解放,回到人民队伍中间来,但总是石沉大海,希望渺茫。

 

       臭老九变香老三

 

    19719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工宣队突然叫我和彭德坤(走资派)去听报告,参加学习。这时感到特别轻松,我又回到革命队伍中了,可以自由行动了,我又第二次获得了解放(重庆解放是第一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盟又恢复了组织活动,“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1981年,我又重新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圆了多年的入党愿望。同年,被评为市级先进教师,并参加了四川省教育厅、省工会、省高教办、省文联组织的四川省百名优秀教师赴庐山参观疗养和经验交流会。当时重庆小组十余人,中学教师只有我一人,组织上指定我任重庆小组组长,我感到非常荣幸,并以一个党员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照顾好小组每一个同志,受到了当时《四川日报》随行记者的采访。

1984年李吉光落实政策,恢复了党籍。我和王先臣这几个直接由他领导而未交出去的同志,终于恢复党籍党龄,并由退休转为离休。这真似做梦一般,我领到了离休证,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与我在文革中只想当一名普通职工之梦,几近天壤之别。

    知识分子有两个春天,一个是1950年后,所谓三生有幸。一是教师(先生)、二是医生、三是学生(读大学不要钱,中学有助学金);二是文革后邓小平复出,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属于工人阶级队伍的脑力劳动者。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生产力得到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我常说,我们过去参加革命想象的也不过如此,我相信明天还会更美好,这就有待我们下一代,下几代去努力完成。

 

德智体美吐芳华

 

一九五〇年末,我从南山中学转至广益任高二、高三两班数学兼高三()班主任。初至广益见学校处于浓荫之中,红楼教室周围楠木林立,校园中茶花盛开,百花争妍,当时是南岸区学校绝无仅有的。广益礼堂在林荫的环绕中,显得分外威严,能在此学校教书,此生足矣。

听校领导介绍,广益是重庆中学五优之一,更感欣慰。试教之后,觉得广益学生基础特优,接受能力强。我一个课时一个练习地注入式教学,学生作业皆能按时完成,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尊师爱生,蔚然成风。当时团区委工作组常驻广益,1950年暑期,全市高二、高三学生在沙坪坝南开中学开办了暑期学园,邀我任教数学课。意外地我爱人在仁济医院难产住院,不能去。当时消息传至学园中的广益学生中,得知住院输血需要钱后,广益学生会在同学中发起捐款,共捐助了数十元,一次、再次送到医院,并写慰问信,使我感激万分,终生难忘(当时学生每个月生活费月约五、六元,教师工资约三、四十元)。

    1950年学校试行荣誉考试,试题发给学生,教师不监考,学生做完后交老师阅卷,全校无一人作弊,实属奇迹。解放后,学校正式党员不过一两个人,学生中各班有共青团员数名。当时学生自治会主席及团支部负责人,能力强,能说会讲,在学生中威信高,号召力强,各班学生班长在班上也得力。我任班主任很省事,班上大事小事,班长、团支书办得井井有条,我仅出点主意,负责学生请假和辅导学生作业而已。

    广益文体活动非常出色,各班篮球、足球、排球队的队员们球技都很高,期期有班级比赛。一个班的班队可以对外充当校队,一个班的文艺表演队也可以代表学校随时登场表演。各种课外活动小组人才济济,有声有色。解放初期,学校隔周在周末搞一次文体活动,吸引了学校附近黄桷垭居民来校观赏,得到大家的赞扬。

 

教学相长成名家

 

    大约在1953年,苏联教育学专家凯洛夫来重庆讲学。全市高级中学教师集中在南开中学观摩学习,特别是他的组、复、新、巩、布五个环节(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的综合课型,在当时颇有成效。教师中每周两次政治学习、两次业务学习,学习凯洛夫的教育学,开展集体备课,互相听课,每学期每人10余次,全组性观摩课两三次。每学期到市属重点中学如南开、一中等校去取经一次。

    所有这些活动,对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很有帮助。整体说来,当时广益数学教师在资历上不如其他完中,但广益学生成绩并不差于其他学校,在南岸区可算首屈一指。1960年数学全市统考,高三、初三名列南岸区第一,高三统考名列全市第六。我在市进修学院组织全市数学教学经验交流中,作了《如何启发思维,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发言,得到各校数学教师的好评。

广益历届校领导十分重视抓教学质量,特别重视抓语文、数学、外语的教学,收集各科经验在教师大会上交流。评选先进除教师中互相评比外,特别在学生中广泛征求意见,由学校领导、教师、学生三结合评定。评工资也是如此。1951年学校评了两名优秀教师,一是李一林的班主任工作,二是我的数学成绩。

    1952年暑期,由廖伯康(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领导组织了“暑期升学团”,在市七中集中全市高三()学生补习高三()功课,参加高考。当时全市高三上学生合并成8个班,我们4位数学老师(胡世荣、居召、一师某某和我)各教两个班的数学。我教南开、西师各一个班,学生成绩特别好。我们只负责教学,辅导、改作业由西师学生分人头包干,此后,由学期招生改成了学年招生。

    不久,市教师进修学校成立了全市性的数学中心组,我被聘为市数学中心组成员,市数学会会员。1960年市进修学校委托我编写了高三三角函数复习资料,向全市高三教师发行。

    最值得回忆的是高58级两个班,我从高一到高三一直教他们数学(代数、三角、几何),并兼二班班主任。一班同学年龄偏小,反应快,成绩稍好于二班。当时我采用启发式教学,上课前10分钟左右,抽问学生回答问题,其余学生补充或纠正所答。对数学概念他们几乎答得完美无误,习题解答方法多种多样,时时超过预先所料,高兴之余大加表扬。

    学生学习数学积极性特别高,教学相长中我也得到启发。我参加大炼钢铁归来,他们自己编好了一本《高中数学习题解答汇编》,自编、自刻、自印,很有水平。那届高考除个别因病未被录取外,其余大部分升入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哈军工等重点名校。遗憾的是高三一班有5个成绩优异的学生,因在四中集中整团学习时剥夺了他们的升学机会,后来这几个学生通过自学,在工作中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其能力可见一斑。这与我们当时经常开展数学课外活动小组不无关系,这一经验在广益年复一年地传下去。另外,在学校各年级开展教学竞赛也是培养尖子生的好办法。

 “涂一高真的有一手”

 

    1960年,重庆市大抓高三统考,所谓大战一百天保高三(据说1959年广益升学率全区倒数第二),来势之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上面提出工业、农业可以大跃进,谁说教育教学不能跃进?成绩上不去查思想,拔白旗,能者上。广益中学一级物理老师彭忠伦被区上点名批判,有名的周化学(周俊儒)几乎被逼疯。我教的1960级两个班,在第一次单元考试中,差点来了个百分满堂红(只有一个女生考了99分,其余全部100分)。所以学校流传:“涂一高的学生,99分都要被揪耳朵!”校领导采用“流动红旗”创先进,我们数学组的教学成绩,一直领先。保住了红旗在组上后,领导们认为自己出题不算,用南开考题考,成绩也不错(其他如语文组,生物组老师也难过关)。

    校领导说:涂一高真有一手,挑不到他的错。当时真是感觉形势逼人,这一逼,广益高考果然成绩不错,(在南岸第一,全市第六)而且数学成绩很好,并在进修学校组织的经验交流会上交流了经验,前文已述1960级的张筑生后来成了北京大学第一个理学博士,并有数学论文在国际上发表。

1960年保高三保出了成效后,校领导邀请了部分高三教师通过数学组总结了教学“32字诀”(狠抓基础,层层打夯,查漏补缺,反复巩固,手脑并用,精讲多练,学懂学全,攀登高峰),在广益各科教学中很有指导意义。通过语文组的教学总结出教学十六字诀(既要扣死,又要扣活,扣死扣活,讲解准确),在各科教学中广泛使用,我们数学组也在学生作业中提出八字要求:正确、整洁、美观、及时。对教师训练学生要抓懂、会、熟三字。要求学生先弄懂,其次会用,最后达到熟练。要从双基着手,即基础知识,基本运算。双基越巩固,才能高屋建瓴。我给学生讲,马思聪音乐大师,每天还练12345五音。舞蹈家还练基本功,足球健将也练脚下功夫。基本功好了,才会得心应手。教师不但要熟悉教材,更重要的是还要熟悉学生(学生的基础、思想和性格)。要求学生多动手,对教材的重点、关键处最好加入批注。这也是我在教学中最深的体会,一道数学难题关键不过一二处,一道几何题关键点不过是一条辅助线,抓住了关键,厚书就会变成薄书。复习时特别着重注意自己的批注处,也就顺利多了。

 

 留得精华启后学

 

    我经常给学生讲,路要自己走,作业要自己做,不要抄袭交卷。做不起暂时放一放,有空想想。想过多次不行再向同学或老师求教,多读教材看看例题,书本就是最好的老师。

    我还告诉同学,我初到重庆,跟着堂兄走,对重庆不熟。第二次来重庆,堂兄不在重庆,只好自己边走、边看、边想、边记。只要对重庆的几条主干道弄清楚了,以后一迷路,走上主干道就解决了。数学题多如牛毛,能一一背记吗?不能,谁也不能,题是人编的,但万变不离其宗,抓住主要方法,次要问题就解决了。

    中学数学中关于排列组合一节,我在读题时同学们都感到难学,在教学时老师们也感到难教。但我在教这一章节时,却感到并不很难教,而且易教易学,颇富趣味。1979年高中初新教此章时,市进修学校给我下达了一个任务给全市高三教师编写这章的参考资料。在重庆市讲后,接着又应四川教育厅邀请到成都给高三教师作教材分析,然后将资料印发全川。接着西师《数学通讯》创刊号又邀请我编写《关于中学排列组合的教学》,后重师大唐以荣看了此文后,又邀请我到重师大给毕业班学生讲解这一章节的教学。由于以上原因,1979年我第二次被评为四川省先进教师,并参加了四川省教育厅、省工会、省高教办、省文联组织的四川省百名优秀教师赴庐山疗养和经验交流会。

    我深深感到书不是读熟的,而是教熟的,即所谓教学相长。广益高中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以后八十年代,各年级有四个班,我教第一个班比较生疏,教第二个班就好一些,教第三、四个班时,就游刃有余了。同样的教材多教几遍便滚瓜烂熟了,我回忆重庆川剧院花脸著名演员金震雷在开“神仙会”时讲话结结巴巴的,但是他唱川剧花脸几十年,出台唱的很好,不结巴,而且平腔落板。为什么,唱熟了嘛,熟能生巧。学生做题也有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不熟就巧不起来。

    我的教学基础,可以说是在广益中学教书几十年教熟的。还有一点就是在执教中如遇到难题难解之时,要有契而不舍的精神,一时解不出暂时放一放,有空再想一想。我有些难题常是在走路、睡觉、吃饭、过轮渡等时灵机一动想出来的,然后笔之于书,以志不忘,积累经验和资料为以后参用。这样集腋成裘,日积月累,不仅丰富了知识,而且提高了解题技能。通过一道一道的难题解答,解题能力就大大提高了,因为解一道难题会从各方面思考,运用各方面知识,知识也得到复习巩固。

    有人说出题容易,解题难,我认为出题也不容易。比如西师以前举行的“缙云杯”数学竞赛,多次邀请我出题,每次出题几乎花我好几个月时间,去收集资料,然后改编成题,这不是比做几道题更费时间吗?

 

念兹在兹寄广益

 

我从一个高中毕业生,到能胜任高中数学教学,并取得小小的成绩,确实是意想不到的。我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尽管有上大学甚至留学的愿望,并且考上了名牌大学(交大、同济),却因贫病交加未能如愿。然我能在广益中学教学直至离休,却也幸运。我的大半生是在广益中学度过的,而且我的七个子女都曾在广益读书或工作,广益就是我的家。我对广益有深厚的感情,广益的一草一木,广益的领导、同事及学生在我脑海中将永远难以忘怀。

登南山犹身沐沃土,临广益则情满故地。我爱重庆,我爱南山,我更爱广益。愿今日之广益,能将过去的优良教学传统代代相传,愿广益之厦如南山之松,永葆青春,苍劲挺拔!

     (涂一高 20173月写于重庆南岸  时年95岁)

 

诗一首•七律

读《涂一高自述》有感

朱德进

 

辞别讲坛一身轻,

胸中块垒自难平。

大巴山麓蕴灵气,

乌江滩前脱险情。

少年秉赋探数理,

家贫笃志腾愁云。

莫叹交济失才俊,

广益名师震川渝。

   

注:交济——当年涂老师被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双双录取,因家贫无力凑齐路费及生活费。

刘老师后记:今天早晨,江北区高中政治教研员王里苏老师发给我这篇文章,读后很是感动。发布在这里,和更多的朋友分享,感受一位终身奉献给教育事业的教师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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